战国牛虎铜案为何是中国青铜文化“最后的辉煌”?

   日期:2023-05-04     浏览:5575    评论:0    
核心提示:  中新社昆明5月3日电 题:战国牛虎铜案为何是中国青铜文化最后的辉煌?  专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
 

  中新社昆明5月3日电 题:战国牛虎铜案为何是中国青铜文化“最后的辉煌”?

  ——专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张永康

  作者 罗婕

  北有马踏飞燕,南有牛虎铜案。1972年,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城北星云湖畔李家山古墓群的战国“牛虎铜案”,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,整体造型奇特、构思新颖,为“一虎噬二牛”,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,又具浓郁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,是中国青铜艺术的杰作。

  战国牛虎铜案为何是中国青铜文化“最后的辉煌”?它如何体现古滇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融合?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张永康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予以阐释。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您参与了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,见证了“牛虎铜案”出土过程。它是如何被发现的?

  张永康: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北侧有一连绵山脉,名李家山。其北枕关岭,南绕星云(湖),地势险要。20世纪60年代,当地村民就在这里捡到过零星青铜器和玉饰品。1972年1月,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正式展开,3个月后,山西南坡及山顶的27座墓葬陆续清理完毕。其中,山顶的第24号墓规模最大,随葬品也最多,牛虎铜案就出土在这座墓中。

  刚出土时,大牛的头、下凹的背部及小牛断开分散,大体的造型样式都不太清晰。我们将发现的20余块青铜器残片集中在一起,断定这是一件大器。最终,通过文物修复工作者近两个月的拼合修复,还原为长76厘米、高43厘米、宽36厘米、重12.5千克的精致重器,“牛虎铜案”得以重现于世。

牛虎铜案。云南省博物馆供图

  中新社记者:在中国文博界流传着“北有马踏飞燕,南有牛虎铜案”的说法,牛虎铜案何以被称为滇文化青铜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作?

  张永康:云南古滇国青铜文化吸纳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铸造技术,以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浓郁的民族风格享誉海内外,因此是青铜时代“最后的辉煌”。同时因其具有较高的历史性、艺术性、科学性,“牛虎铜案”也被称为滇文化青铜工艺的代表作。

  《左传》曰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在古代,战争关乎国家与军民的安危,而祭祀则起到保佑城邦、战前团结人心的作用。“牛虎铜案”是一种放置祭祀品的礼器,就历史性而言,它反映了古滇人的活动轨迹、社会生活、礼乐制度及文化风貌。

  从艺术性看,工匠巧妙地将牛身中本应为腹部的一段挖空,将牛背作为可盛放物品的盘形,整体造型精致、工艺精美,将大牛的造型、小牛的憨态可掬和“虎噬牛”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,具有美学鉴赏的艺术价值。

牛虎铜案局部。云南省博物馆供图

  牛虎铜案重心平稳,体现出工匠在科学性上的巧思。大牛颈肌丰硕,两巨角前伸,给人以重心前移之感,而尾端的老虎后仰,使案身恢复平衡。大牛前后蹄各用一根横档连接,两横档之上站立着一头体量较小的牛,形成“十字平衡”的构造,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。作为古滇国的一件祭器,牛虎铜案在科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。

观众欣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云南省博物馆藏“牛虎铜案”展品。侯宇 摄

  中新社记者:出土至今,牛虎铜案的含义一直存在争议,主流解读有哪些?反映出哪些文化内涵?

  张永康:古滇国时期,当地民族尚未使用文字,多把祭祀、战争、纺织、牧马等社会生活场景以雕塑方式展现在所造器物上,因此滇文化青铜器也以写实见长。

  关于牛虎铜案“一虎噬二牛”的特殊造型解读,民间流传较广的说法是“母牛护犊”。但仔细辨认可见,大牛颈部肌肉健硕,牛角挺拔,应为公牛,身下的小牛虽体型较小,但牛角很大,也为成年公牛,因此“护犊”的说法难以成立。

牛虎铜案局部。云南省博物馆供图

  较为主流的说法认为,“虎噬牛”是现实世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映照,反映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规律。也有专家认为,牛虎铜案包含了滇人对“死亡”这一生命终极命题的理解。用“虎噬牛”表达“死亡”,用“小牛”诠释“新生”,传递了滇人对风调雨顺、牲畜繁衍、国泰民安的渴求。

  此外,还有专家延伸解读:在古滇国,虎为百兽之王,象征权威,牛则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。牛虎铜案中的虎、牛形象成为滇人重点表达的主题,显示了滇人崇虎、崇牛之情,表达了对权力、财富和生命的向往。

  中新社记者:“牛虎铜案”如何体现出当时古滇国与其他文明文化的交流融合?

  张永康:历史上,人类主要的迁徙路径离不开河谷溪流和海岸线。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迁徙的“中转站”,境内六大水系中的澜沧江、伊洛瓦底江、怒江、红河均为国际河流,流经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等国,因此滇文化青铜器反映了当时不同文明在此交融的文化面貌。

牛虎铜案。云南省博物馆供图

  牛虎铜案的器物主体是一头封牛,其特点在于两边牛角向内弯曲,牛角尖向上翘起,牛脖子上有一个隆起部分,像骆驼的驼峰。封牛曾是亚洲的主要牛种之一,云南地区的封牛则通过有着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之称的蜀身毒道,从印度至缅甸,后进入云南。这条交通要道促进了滇国与其他文明在商贸、文化上的交流融合。

  此外,李家山考古出土的一字格剑、动物纹铜扣饰、环纹海贝、蚀花肉红石髓珠、铜鼓等随葬品,反映了李家山墓地与北方草原文化、岭南越文化、南亚地区、东南亚地区都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。这是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早期格局的真实写照,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重要例证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  张永康,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,云南著名文博专家。

  1972年1月,张永康作为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员,参与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,见证贮贝器和“牛虎铜案”等古滇国青铜器重现于世的过程。主要学术成果包括:出有《大理佛》《艺苑流光》《佛国遗珍》等专著,主编《云南文人画艺术》《木氏宦谱》《云南民间收藏文物集萃》《仁恒藏瓷》等地方性图录,发表文物学和考古学论文3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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