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4月8日早上，深圳地铁一号线，一辆列车正开进桃园站，车内有人着急地拍打着车厢玻璃。车厢门一打开，原来是有一名男乘客晕倒在地。地铁工作人员立刻拨打了120，同时初步判定这名乘客是“呼吸心跳骤停”。在等待救护车到来时，地铁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心肺复苏。有一位保安则马上跑到不远处，拉开了装着自动体外除颤器（AED）的盒子。
这是急救操作中的一小步，却是深圳甚至全国急救史上的一大步。
经过AED除颤配合心肺复苏，晕倒乘客恢复了心跳。救护车随后赶到，经过急诊ICU抢救，他的生命体征恢复了平稳。
这是深圳自2017年启动“公众场所配置AED项目”并在全市公共场所铺设AED以来，这台“救命神器”第一次发挥作用。截至2021年底，深圳AED装机量达到了14158台，平均每10万人80台，覆盖率位居全国第一。“AED意味着，急救不再局限于医疗卫生系统，普通市民都可以参与其中。”近日，深圳市急救中心主任周强告诉深圳商报记者。
“赛跑”中的数字节点
与死神赛跑，有一些关键的数字节点。
“黄金4分钟”几乎是所有急救知识中的第一课，即对于院外心脏骤停的患者，4分钟内进行复苏，有半数可被救活。
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，我国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。出现心跳呼吸骤停现象的人，90%以上发生在医院外。要与死神赛跑，在救护车奔赴现场之前，心肺复苏和AED除颤，几乎是把握“黄金4分钟”的唯一办法。
在此背景下，深圳急救中心开始思考，如何在急救空窗期下，提高患者生存率。2017年，“深圳公众场所配置AED项目”正式启动，计划首批在市内公共场所铺设500台AED。
“开机，取出电极片，开始除颤”，在深圳讲了无数堂公益急救课，深圳市急救中心急救导师郑永辉将这套流程重复了无数遍。“机器本身操作没有难度，难的是如何让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克服内心的迟疑，迈出急救的第一步。”他告诉记者。
先从快速掌握急救知识做起。为此，深圳急救中心琢磨出一套“4步流程法”。首先，确定周围环境是否安全；第二，呼叫晕倒者并观察其还有没有呼吸；第三，如果确定没有呼吸，立刻拨打120并寻找附近的AED设备；第四，AED配合心肺复苏，进行现场施救。
郑永辉说，安装在位于八卦岭的深圳市公益救援队附近的那台AED，在今年1月和3月，分别救回了两位在楼上公司上班时倒下的人。
而在深圳急救圈中，还有一个数字所有人都能脱口而出：54人。这是截至2022年7月31日，深圳市配置在公共场所AED成功救治的院外心脏骤停患者人数。
“大胆”的决定
深圳市急救中心主任周强有个习惯，每次到外地出差，出机场或者火车站的时候，都会停下来看一看当地的AED设备。其中，如何取出AED引起了他的关注：有些设备需要扫码才能取出，有些是砸窗取出，有些则干脆锁上了。
“人命关头，怎么能浪费时间在这些繁琐流程中？”经过一番考虑，周强提出，深圳的AED盒子只用封条封住，拉开即能取用。为保障安全，在机柜上设置了警报器，而机器本身带有电子围栏。
这个大胆决定一开始并不被理解。周强表示，为什么很多酒店退房时，不再需要查房了，是因为管理人员算过账，雇人查房的成本比可能丢失物品的成本要高。而他心里同样有一笔账：在设备可能丢失，和为救人命而多争取到的几十秒钟中，应该选择后者。
不仅是在取用设备的细节，在整个AED的铺设和推广中，深圳也是国内首批“吃螃蟹”的。
2017年，急救中心提出在公共场所铺设500台AED的申请，立即得到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批，2019年市政府将其列入年度重点民生项目。而真正推行起来，起初遇到了各种阻力。
周强回忆道，那时急救中心经常面临“灵魂三连问”：设备丢失了怎么办？AED真能成功救人吗？施救过程中产生责任纠纷怎么办？他深知，一定要让大家从知道到会用、再到敢用。
于是，深圳急救中心一边普及AED知识，一边为大家参与急救注入强心剂。
首先是2017年起，急救中心定期组织公益培训课程。作为讲师之一，郑永辉表示，随着急救意识逐渐深入人心，目前每次放出课程安排，不到两分钟就被抢完。
而在法律保障方面，《民法典》第184条明确：“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”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，被称作“好人法”。此外，2018年10月1日实施的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》，也创新性提出了“现场紧急救护免责”的规定，给予施救者最切实的保护。
投身急救工作30年，如今，周强的日常工作中多了一项：每天早上9时，准时打开AED管理平台，查看深圳各台设备的情况。他表示，只要是能定位、会自检、带操作屏幕的机器，都能接入急救中心搭建的这个平台，设备是否处于正常运作、启动了几次除颤、工作后分析报告，都能随时查看。
“拿起来，听它说、照它做，就这么简单。”他多次称赞国产AED的人性化。
